«Close to the Edge»中文翻译 第一章

(原文来自«Close to the Edge: How Yes's Masterpiece Defined Prog Rock»,作者Will Romano,出版社Backbeat Books 2017)

1 生命之绳 Cord of Life


前卫摇滚的诞生

        上世纪70年代的前五年是英伦前卫摇滚特别丰饶的时期,短短几年内诞生了许多经典专辑,比如《Tarkus》、《Selling England by the Pound》、《Larks' Tongue in Aspic》、《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Thick as a Brick》等。这些专辑代表了英国前卫摇滚音乐最为出色的作品。然而是Yes乐团1972年发行的巨作《Close to the Edge》真正地展现了一个处于巅峰时期的摇滚乐团,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团队,都在突破着音乐极限。

        Yes乐团之前曾在《The Yes Album》和《Fragile》中创造出许多壮丽的乐曲,但没有一首能够与《Close to the Edge》中的三首音乐珍宝媲美。这个摇滚五重奏能在当时经常无比忙乱的录音过程中创造出如此紧密又扣人心弦的音乐,而不成为一个被历史遗忘、被人们低评的杰作真的是一个奇迹。这张专辑的巨大威力使它在被发布之前便永久地改变了Yes乐团个体的演奏动态以及前卫摇滚历史的走向。而在当今21世纪,该魄力的余波还能被深刻地感受到。

        在这之前,所有摇滚组合包括Yes都从未能够同时展现出如此辽阔又紧凑、神圣又狂野、深厚又朦胧的特点。使英国前卫摇滚成为如此受赞扬的敢于突破的音乐形态的特征在《Close to the Edge》中都能找到。但是,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使它那么成功?

念相与彩色梦

        许多来自大不列颠的艺人和音乐家都曾把英国50年代到60年代的突然转变向我描述为一个魔幻的过程,有点像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那样。他们说,当时因为逐渐改善的经济和美国文化的影响,所有事情都变了。

        “英国花了很长时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走出来,”Supertramp乐团的萨克斯风/单簧管乐手John Helliwell说道,“直到新一代没有经历过战时恐惧的人们长大以后英国才开始慢慢地恢复了起来。50年代的音乐和艺术探索一直被压抑着,等待着被实践。这些压抑下的造物,最终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出来。”

        Mabel Greer's Toyshop乐团(Yes的前身)的创始人Clive Bayley回忆道:“那个时期很令人兴奋。我是个金斯敦人;当时有很音乐人在泰晤士河畔金斯敦那一块,比如Eric Clapton、Yardbirds、Moody Blues。你在咖啡吧里闲逛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他们碰到其他音乐家。我记得自己十五岁的时候,身上挂着一朵向日葵、顶着一头烫过的发走在国王路上。那时正值‘权利归花儿’时期,我把我奶奶的一件睡衣改成了丝绸质地的花外套。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爸妈派我哥哥抓我回家那事。多年后,我哥哥经常提起它:‘我看到你走在国王路上,脖子上挂着一个牛铃和一朵超大的向日葵,样子十分离谱。我直接强行推你进了车,把你抓了回去。’那是我最珍惜的记忆之一。”

        “60年代是一次突变,”作曲家/音乐家Phillip Goodhand-Tait曾告诉我,“像我这样‘婴儿潮’一代的人,用自己凶猛的朝气舍弃了我们父辈的音乐和价值观。”

        这个革命在1966年左右在伦敦开始发生。虽然不同文化的杂交在某些角度下影响了这个社会运动,但是在嬉皮士运动的前线——伦敦、纽约、巴黎和旧金山的“嬉皮街”——这些景象似乎都在独立地发展。

        “在那个时间段,全球到处都有许多事件,”来自旧金山海湾区域的Quicksilver Messenger Service乐团的Gary Duncan说道,“这大概在每个世纪都会发生。每个世纪都有这样类似文艺复兴的时期。法国有过,纽约在50年代也有过,就是所谓‘垮掉的一代’的时期。它一瞬间地同时爆发于世界各地。”

        英国人喜欢更生动更感官的世界的美物。这次运动影响了时尚和音乐(例如酸性摇滚的崛起),它甚至影响到了消遣性药物的使用。这一代的年轻人因为比上一代人有更多的时间消遣,所以他们经常连续好几小时一边吸收音乐一边做些其他活动。

        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不仅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替代的文化,而还为了创造一个替代的现实。通过扩展自己的思想、探索自己的心智并且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性的游乐场,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真的相信自己能够前进到人类文明的一个新高度,一个“伟大的一代”或是“垮掉的一代”怎么也无法相信的高度。

        LSD(麦角二乙酰胺)离开了实验室,进入了这些年轻时髦的消遣性药物使用者的手中。前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自封为致幻药代言人的Timothy Leary把这个药物开阔大脑的作用视为每个成人的必要经历。人们相信LSD能够带领人类进入没被探索的内在世界,也就是Leary在声援的。拒绝拥有通往灵魂的钥匙,那可是相当于向基本人权投降。

        有些人相信致幻药是社会病的解药,类似于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虚构的百灵丹“索麻”。人们相信它能够解锁内心的疯狂和压抑着的感情从而用它做精神分析。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地下嬉皮运动都十分重视任何形态的实验,为了创造新知觉、新情感、新质地。它们通常跨越界限,有时候跨越感官,并且促进或提升了整个迷幻体验。现场音乐只是这种美学的一个延生。

        音乐的混合、感官的触碰和视觉的超载在1966年到1967年的伦敦经常出现,它被称为“happenings”。很多夜总会主办了这些掺入LSD的多媒体“happenings”,然后突然许多独立报纸和出版社开始抢着报道这些事件。

        另类音乐和前卫音乐圈被这些艺术家支撑着,比如AMM、Pink Floyd和它的“迷幻次元探索者”Syd Barrett、Soft Machine以及Social Deviants等等。他们带来了色彩、情趣、性趣、音色和无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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